小留学生

那一年,小留学生19岁,已经离开父母家乡多年,辗转于澳洲各地求学。我猜想,他的英语一定纯熟流利,也许已经可以和母语相媲美。可惜,我从未听过他说英语。

他叫Fred,来自香港,比我们更早住进那个青年旅舍。初来乍到,我和每个遇到的人都微笑致意,他也淡淡的回应,但从不见他和任何人交谈。Alex好几次试着和他说话,他都视而不见。慢慢的,我们也习惯了,见了面只是点点头。

有一天中午,我给自己做了香喷喷的BLT(Bacon, Lettuce, Tomato—火腿、生菜和西红柿)三明治,夹进一个煎鸡蛋,用融化的奶酪把所有成份融合到一起,再撒上盐和黑胡椒,坐在宽敞明亮的餐厅里独自享用,阳光从背后的落地窗照进来,暖融融的,让人不由的心满意足。

忽然,有个身影在餐厅外探头探脑。几次之后,终于有人推开门走了进来,径直走到我面前站定,原来是Fred。在我诧异的当口,只听他说:“你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,可以帮我也做一个吗?”我吃了一惊,抬头看他。他穿了一件褐色夹克,短小修身,配黑色紧身的漆皮裤,修剪的很整齐的头发似乎还有染过的痕迹。他生的浓眉大眼,挺直的鼻梁,和我说话,却并不看着我,一双大眼睛直直的盯着我手上的三明治。他的直接了当让我不知所措,渴望的眼神又让人不忍拒绝。虽然有些不愿意,我还是去厨房帮他做了一个。

也许是食物让他放松下来,也许共同的语言让他觉得亲切,他一反常态的和我聊了起来。Fred告诉我,他十岁就被送出来读书,很想家,想念父母。对他来说,香港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,有着最好的食物、气候和娱乐,而其它任何地方都很糟糕,每个人接近他、和他交往,都是为了从他身上索取一些东西。我没有料到初次交谈会是这样,也有点儿明白为什么他都不和人交往。现在想来,那时的我并不懂得倾听和引导,从未问过他遇到了什么,只是心浮气躁的想要反驳他,希望他明白,人世间充满了温暖,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凉薄和互相利用。可想而知,最终我也没能说服他。挫败之余,我沮丧的问他:“我帮你做吃的,也是要从你身上索取什么吗?”他似乎没有料到我会这样问,停顿了一下才回答:“不,你不是的,你是好人。”

在那以后,他会不时的找我聊天。他的普通话说的很好,不知是长年说英语还是粤语的缘故,他的发音部位比较低,所以声音低沉醇厚,很有韵味。他问我喜不喜欢陈奕迅,可是孤陋寡闻的我,那时并不知道这个蜚声华语乐坛的歌手。Fred大概觉得意外又有趣,笑了起来。他的胡子还没有长出来,唇上只有青涩的绒毛,一笑,嘴唇弯成可爱的月牙。我想,他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冷漠孤傲,他也渴望交流和温暖。只是,通常情况下,他都戴着盔甲和面具,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仿佛在说:我不需要任何人,我不在意任何人。可是,他时时刻刻在意又害怕。他只会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出现,任何想要拓展他的交往范围的尝试都是徒劳。很巧,Fred和琳是同班同学(琳是我的忘年交好友)。琳告诉我,Fred在班上也是另类,不和人交谈,总是独来独往,刻意做出的潇洒姿态和不合年龄的时尚穿着,都成了同学们的课后谈资。

有一天傍晚,Fred很兴奋的邀请我去他的房间,说有东西给我看。原来他准备好了电脑和音响,要放歌给我听。他的兴致很高,也做了充分的准备,有他最喜欢的陈奕迅,也有我提到的几首Beyond的歌。歌词全部调出来在显示屏上,还有几张纸,粤语和普通话对照,他解释道:“ 我知道你不懂粤语,我把歌词写好了,我教你。”Fred很殷切,一边跟唱一边不时的抬头打量我的神色,希望我能和他一样乐在其中,可惜,我不能。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。19岁那年的夏天,高考完的我们,一群人骑车去同学家听歌、唱歌,一玩就是一整天。17岁的暑假,我反复听郑智化的《麻花辫》,就为了能把歌词抄下来。十几年过去了,回忆从前悠闲的时光,我觉得很美好。可是再让我做,我花不起那个时间。Fred唱完一首歌,我会礼貌的说:“很好听。”可是心里盘算,找什么时机告辞不显得唐突。有好几次,我说要走,他都很急切的说:“再听一首…”歌曲一首接一首的放下去,Fred的快乐和情绪都如潮水般愈涨愈高。突然,在音乐声中,Fred望着我,双眼闪闪发光:“我可以对你说句话吗?”以我的经验,通常情况下,接下来的话,要么是鲁莽的批评,要么会让人难堪无法应对,所以我立刻制止他:“不,你不能。”他顿了一下,低下头,眼中的光黯淡下去。之后我再告辞,他没有再挽留。

有一天,下着瓢泼大雨,琳来敲门,喊我一起去帮Fred搬家。他的东西全都打理好了,只需要搬到车上去。我们来来回回搬了好几趟,几次和Fred侧身而过,他都没有和我们有任何交流。终于,所有东西都搬上了车,他跳上车,一句话、一句感谢也没有,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熟悉他的为人,我们并没有特别吃惊,只是滂沱大雨中,他远去的身影太孤单,在我心里反复重放,挥之不去。我安慰自己:来接他的不是出租车,那就是他的朋友吧?至少,他在这里还是有朋友的。

从此,我没有再见到过Fred,却常常想起他。是什么塑造了他这样的性格?很久以后,我读到一句话:“无论你到哪里谋生,无论你生活多艰辛,请一定带上你的孩子。孩子不在你身边,孩子就在更多的危险之中。”没有父母在身边,为他遮风挡雨,过滤和疏导这世界的不完美,当初小小的他,怎样保护自己、温暖自己?他遇到过什么?他逃避过什么?他有没有被同学嘲笑过、欺凌过?有没有被不同种族的人排斥过?有没有在暗夜里哭泣过?有没有一个地方,一个人,能给他完全的安全感、让他信赖?

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可是,我想提醒那些要把孩子送出国的父母们:再想一想,好吗?有没有可能,再陪孩子们一段路?

英语课

三月,初来达尼丁,我和Alex约定,用一个月的时间熟悉语言和环境,第二个月开始找工作。

和我们旅行过的很多地方一样,教堂是这个城市最高大宏伟的建筑。一天,我沿着主街信马由缰,一座教堂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— “Free English Class(免费英语课)”几个大字贴在门上。这,就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英语课了。无需报名,任何人随时可以加入。每周二中午,大家带着自己的lunchbox(午餐),在教堂的一角吃饭聊天。教堂提供免费的茶点。这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慢,时光似乎停止,午后阳光下,义工老奶奶织着毛衣,不时抬眼看看大家,慈善安详。这里适合生活无忧寻找一些归属感的人,但不适合我 —没有任何课程和大纲,参与者多为初级水平,羞涩又腼腆,常常一顿饭吃完,我也找不到可以交谈的对象。

四月,Alex在学校的老师热心的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坐坐。他叫Dave,比我们略微年长,教数据库。因为有共通的东西,我们聊的轻松愉快。我告诉Dave我担心因为语言而影响面试、找工作,他非常友善、非常真挚的说:“我觉得你的英语没有任何问题,你的技术也很好。只要你想,随时可以开始找工作。说英语的时候,你最好忘了自我意识(self conscious),不要总去检查、关注自己是不是说的对……”很简单的话,给了我莫大的鼓励,关于自我意识的评价,更仿佛一下子点醒了我。我是一个细致敏感的人,这个特质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优点。我要“迟钝”、“迟钝”、再“迟钝”一点,忘了自己,忘了那个小心翼翼,怕犯错的自己。谁不会说错话呢?谁又会总把别人的错记在心上?越怕犯错,越容易因为紧张而犯错。关注自己想要表达的,而不是已经说过的。

Dave带我试听了他参加的英语课—Toastmasters。参与者大多是像Dave这样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,或者已经移民多年的人。他们想要完善自己的沟通能力,提高自己的公共演讲能力。这一次,课程对我来说又太难了。尽管如此,三次试听课,我仍然学到了至今仍受益匪浅的“三段论”:给别人评价和反馈的时候,首先,给予肯定,称赞做的好的地方;然后,指出不足之处,尝试给出建议;最后,以正评价做总结。渐渐的,我发现先给对方肯定和赞许,几乎是这里人们交往的常态。努力寻找对方观点的可取之处,并给予肯定,让之后的交谈都更加友好顺畅。当然,换个角度想,我也明白为什么自己在这里总是听到称赞和鼓励了。

兜兜转转,我又在奥塔哥大学找到了一个面向新移民的免费英语课。接待我的老师多年前移民自非洲,肤色黝黑,身材高大,有着设身处地的细腻和友善。他请我坐在椅子里,详细的询问我的情况,给予评估。最后,他说我的情况符合上课的规定,并祝我能喜欢这里的生活。

我被分配到南区的一个学校,每周二晚上7点到9点上课。英语老师经验丰富,是从事教学多年的退休教师。同学们则来自五湖四海,程度也参差不齐。有说流利英文的德国小伙子,已经来了两年,有稳定的工作;也有字母还不会的来自南欧的妈妈,和女儿一起,窘迫的抬不起头。最让我佩服的是一个上海阿姨,泼辣热情,虽然带着浓重的口音,但敢说敢问。她跟随女儿移民,在国内从未学过英文的她,在这里摸爬滚打的沁润了几年之后,竟能独自生活,交朋友,慢慢的融入了这个社会。

是的,融入这个社会,这就是这个政府出资的课程的目的。它的教学大纲从购物到就医,从天气谈到交通,内容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,即练语言,又帮助新移民熟悉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。这一次,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英语课。

琳的故事(三)

第一天领了新笔记本出来,琳就站在创新中心门口等我。她拿着笔记本爱不释手,还要帮我背,好像自己领了新电脑一般开心。

有了新工作,自然要勤奋努力。Alex出差的日子,我常常加班到很晚,再在市中心的台湾餐厅吃完晚饭才回家。冬天渐渐来临,骑自行车经过海风呼啸的海湾,全身吹透,裸露在外的皮肤刀割一般疼,那可是从南极吹来的风啊。海滨步道边种了一排灌木挡风,但在某个稀疏的缺口,狂风可能冷不丁把骑车人吹个跟头。于是在没有公交车的夜晚,我弃车走路,一个小时的路程,久坐的身体由僵硬变得柔软,漫天繁星在天空铺展,一直铺到海里去。原来披星戴月是这么美妙浪漫的事情,让我情不自禁的要对着大海唱歌。

我们隔壁住着一对母女。单亲妈妈Tracey带着一个十岁的小女孩Georgia。Tracey曾在警局工作,她听说我走夜路回家,拿出她在警局里遇到的案子告诫我潜在的危险。于是有一天,在回家必经的天桥上,我看到琳在远远的张望,原来她见我迟迟不归,出门迎我,不知不觉已经快迎到市中心了。

就在那样一个夜色中,琳告诉我,她的妈妈得了癌症,已经治疗了很多年。药物摧毁了她曾经美丽的容颜。琳给我看了她一家人的照片,她的爸爸英俊潇洒,琳的美貌像极了他。可她妈妈脸庞浮肿,根本看不出昔日的美丽。她曾经叱咤职场,作到新西兰某家电品牌在中国区的经理,也因此一家人移民奥克兰。琳的爸爸负责照顾孩子,妈妈仍留在中国挣钱养家。谁料两地分居导致婚姻裂隙,等她辞职想要挽回的时候,一切都晚了,可怜她拼命工作,换回一心伤痛,一身伤病。

琳的身世越了解越让人唏嘘不已,她这样清水出芙蓉般的样貌和品质,竟是风沙里打磨出来的。

或近或远的,琳常会迎我下班。看到我,就顽皮的歪着头一笑,很得意的样子。她会和我讲起学校的生活,自豪的告诉我,她的成绩很好,完全有资格申请优等生才能入住的学生公寓。但学生公寓价格昂贵,管吃管住每周三百,远远不是她能负担的。

琳说班上有个男生待她温和有礼,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他还邀请她到他的船里玩过,那个男生住在船里。风大浪急的时候就很受罪。“什么?住在船里!”“嗯,他们家很有钱。”有钱才买得起船,这我能理解。“家庭年薪超过十万,政府就不给任何补助了。”不给补助就让孩子住在船里,这是什么逻辑呢?

一天晚上,琳很兴奋的抱出一堆衣服和鞋子,原来第二天她要参加学校的舞会。我耐心的帮她参谋,看她一件件把衣服鞋子试过去,兴奋的好像自己要参加舞会一样。我再三提醒她要挺胸抬头,担心她Tomboy(假小子)的行走姿势影响了形象。她对我婉儿一笑,调皮的说:“你放心,我很popular(受欢迎)的。”最终,我们选定了一条淡蓝色带银边的裙子,配亮闪闪的水晶鞋。退下日常的学生装,穿上舞会礼服的琳,好像冰雪奇缘里的公主一般璀璨夺目。

那一年的生日,Alex在美国。我本来想象了一个安静的生日,没想到青年旅舍的朋友们悄悄策划了生日Party。有气球,有蛋糕,大家都带了菜和礼物。琳更是省吃俭用,攒钱买了一个篮球给我。

许了愿,吹了蜡烛,我被抹了一脸的奶油。兴奋和欣喜之余,我在想:我可以在这里一直住下去,和这些热心肠的人们在一起,有什么理由要搬出去呢?

可是生活就是生活,它会在某个地方分叉,带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们,流向各自不同的远方。

九月,在看了许多次房子之后,我和Alex终于选定了靠近大学的一处出租屋,搬出了青年旅舍。从此我和琳,回家就是向着完全背离的方向了。有时,琳会在我上班的时候去找我,顽皮的敲敲我的玻璃窗。我就会抓起桌上的零食出门去会她。有一天中午,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在敲窗子,我一把拿起刚拆封的巧克力冲出去找她,却看到她站在一群人中间,有些拘谨的介绍:“这是我妈妈,这是我姥姥,这是我弟弟……”我给她递巧克力的手有些尴尬的停在半空。琳的妈妈很亲切的迎上来,用好听的普通话说:“谢谢你一直照顾琳。琳常和我们说起你……”

就在那一刻,不知为什么,我突然意识到,我和琳,隔着十几岁的距离,那么陌生,之前的一切,竟好似幻象。

很快,琳的预科学习结束,她转去梅西大学上学。那里有全新西兰最棒的兽医专业。琳的理想是当兽医,她喜欢小动物,也了解它们。当初在青年旅舍的时候,店主请我帮忙照料他的小猫“小不点”。琳看到“小不点”,立刻上去仔细的摸摸,又在肚子下面抓抓,很专业的说:“它太胖了,要减肥。”

感情需要时间来浇灌,我和琳的短信、邮件随着距离和时间而渐渐稀疏。有一天,久未联系的琳写给我一封邮件,字里行间都是泪水。她的妈妈癌症复发,将不久于人世。我回给她长长的邮件,反复修改了好多次,却没有一个字让我觉得能给她任何帮助。什么,能安慰一个即将失去母亲的惊慌失措的孩子?!

那年圣诞节,我寄礼物给她,问她要了地址,却不敢询问她的近况。我很怕听到噩耗,而我只能给她苍白无力的安慰。

那之后,很少再听到她的消息。就好像她突然的到来,她从我的生活中又突然的消失了,只留下那些回忆、嬉笑和伤感,和一堆已经渐渐褪色的粉色的小纸条,记录了我们曾经的亲密无间。

谢谢你,我的小Monkey,陪我走过那段时光。亲爱的琳,愿你被这世界温柔以待。

琳的故事(二)

那段时间,Alex一边上学一边创业,蜡烛两头烧,还常常美国中国的来回跑。所以我的记忆中,那一段,他只是一个淡淡的背景。前景里鲜艳生动的,是琳的身影。本来一个人到了异乡,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文化,心理上会产生害怕和不确定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常常会让人变得谨小慎微,甚至减少和外界的接触,把自己慢慢的裹进壳里封闭起来。我见过也听说过不少移民,因为这层看似温暖安全的壳,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隔离起来,来了许久也不能拥有正常的社交,生活的范围越来越窄,即使不至于掉头返回,也过的不开心。

我想我是幸运的。琳的出现,就好像上天派了一个人,来专门带我了解和融入这个社会。因为她活泼洋溢的青春,也因为她略微的与众不同,让我们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感情纽带。而这根纽带,带我跳入她熟悉的,土生土长的kiwi(新西兰人)的世界。这种跳跃不仅仅是空间上,甚至是时间和自我认知上,我也像是重回19岁,有着青春的勇气和力量,鲁莽又厚颜的浸润在新的生活里。

琳带我去周六才有的农贸市场,合买整板自由放养的鸡蛋,便宜又新鲜。在寒冷的日子里,我们去采购吃火锅的食材,约了同住的来自菲律宾的漂亮护士Jane,一起吃的大汗淋漓、心满意足,吃完了擦干净桌子,仔细计算每人要平摊几元几角。我们甚至因为好奇去看附近出售的房子,被开着宝马的房地产经纪人冷言相对,甚至以时间到了为由被请了出去。我们不觉得被冒犯和丢脸,反倒觉得他势利眼的样子太可笑。

我们一起去打了耳洞。因为琳的存在,拉低了印象值,店员问我要身份证。我错愕的告诉她,我已经三十多了,她忙不好意思的道歉。因为这件事,回来的路上琳一直嘲笑我。我解释因为我脸圆又多肉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,她从此就叫我Pancake(一种圆形小甜饼)。我不甘示弱的给她起了外号叫Monkey(猴子),因为她开心起来就蹦蹦跳跳、爬高上低,尤其喜欢爬Monkey bar(爬梯)。强健的上肢让她能从一头顺利的爬到另一头。

有一天傍晚,我们溜进附近的小学,在琳的怂恿下,我爬上高高的滑梯,完成了成年后的第一滑。一个周五,琳和我一起去参加教堂的家庭日,我们带了豆浆机和绿豆,打出新鲜的绿豆汤给大家喝,居然被交口称赞,做了一壶又一壶。

我们常去海边散步,一次心血来潮,抱在一起从沙丘上滚下去,速度越来越快,身不由己的翻滚,分不清蓝色的是天空还是海洋,好不容易到了坡底停下来,只觉得天旋地转,好久站不起来,闭着眼睛笑成一团。

那天,我们穿过墓园去海边。我和琳讲起我的大学生活,讲起我最好的朋友林好。也许琳和林谐音,也许遇见林好的时候,我也是19岁,就像现在的琳。和琳在一起,我常常错觉是和林好在一起,随手摘一朵蒲公英吹进风里,借着19岁的琳,我又回到那个冰天雪地的东北的大学校园里,和林好一起,肆无忌惮的在青春里欢笑也哭泣。

那天,我给琳唱了刘若英与黄韵玲合唱的《听!是谁在唱歌!》

好像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
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
仿佛候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
原来所有情节 仔细回想 都是种呼唤

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经过的地方
遇见的朋友 想念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

听!是谁在唱歌 还是你心里的盼望
听!是谁在唱歌 是我  对谁的呼唤
……

我告诉琳,这是我对她的感觉,也是我对林好的怀念。琳让我一遍一遍的唱,她喜欢听我清唱。可是,她没有办法合我的歌声,她,也不能听Mp3,乐器的伴奏会让她迷失在众多的声音里,只能听到一片嘈杂。我的心,有雾蒙蒙的潮汽泛上来。

在房间学习和睡觉的时候,琳会把助听器摘下来,手机调成震动,我和她约定,如果有事要找她,或者有突发事件,一定要让她知道,哪怕破窗而入。

那段时间,我一直在四处投简历找工作。琳仗着英语的优势,常常无所顾忌的笑话我邮件里的用词,再帮我改过来。雇主的邮件来了,她和我一起看,一起为了一点小小的进展欢呼。那天为了准备面试的幻灯片,我去大学图书馆自习。琳说要复习准备考试,我们结伴同行。结果到了图书馆,像所有话多又兴奋的女友聚会一样,谁也没做成事情,开开心心的又回家了。就像大学时和林好一起去作自习,她拿着一袋字母饼干吃,不时的和我说话。我不胜其烦,告诉她只能用饼干叫我。于是剩下的自习时间,就是吃饼干与玩耍了。

第二天早晨,我要去面试。琳拿着她红色的美丽奴薄毛衣过来,让我穿在里面。深秋,天气转凉,毛衣温暖柔软。我在面试的会议室里,笃定的一张张放幻灯片,讲解最近做过的一个项目,讲其中用到的技术。

我得到了那份工作,上班的地点就在大学校园的创新中心。琳兴高采烈的陪我去拍门卡照片,在一旁做鬼脸逗我笑。照片拍出来,她又嘲笑我拍的丑。拜托,没有你在旁边捣乱,我能有这么奇怪的表情吗?

琳的故事(一)

刚到达尼丁的时候,我们住在临海的青年旅舍。早晨起来,大家都各忙各的散去,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活动室里捧着电脑。四月的一天早晨,一个亚洲女孩走了进来,牛仔裤、蓝上衣,身材修长,笑容甜美,普通的学生眼镜遮不住她的明眸皓齿。她就是琳,19岁,来奥塔哥大学上预科,想找一个安静的住所。知道我已经住了几周了,她询问我的感觉。

我能回答什么呢?那时的我们,一年前旅行的记忆还新鲜。旅行时住过各种青年旅社,而且一路走低,从最初的双人间大床,到双人间上下铺,再到多人间,直到帐篷也住了一个多月,住的我今生都不想再露营了。来之前知道要住青年旅社,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,谁知一见倾心,这个掩映在高大茂密青松后的旅馆,像梦幻一样美好宁静。更何况那日日散步的海湾悬崖边,长长垂下来的姹紫嫣红的小花,竟和我的梦中一摸一样!

这里有宽大向阳的卧室,干净整洁的公共厨房,宽敞明亮、整日供暖的餐厅加活动区。卫生间、淋浴间不止一个,不会发生高峰期排队现象,而且天天有人打扫。每天傍晚,出门的人们陆续归来,带回一天的奔波和见闻。大家在厨房里热热闹闹的做饭聊天,气氛轻松愉快。

琳听了我的介绍似乎很是开心,她会搬来住吗?还有,为什么她的英语如此流畅又如此晦涩难懂,有着奇怪的音调?

默默地在心里盼了一周,她终于提着行李搬了进来,住进最靠里的一个小小的单人间。

琳给我的初印象极好。相对于她的年纪,琳非常自信成熟,自己做饭,自己上学,自己联系和处理一切事宜。我记得我十九岁的时候,无论是周围人还是自己,都把我当孩子看待。被父母一起送到大学报道,铺床放行李,熟悉食堂。我不会洗衣服,不知自己该打几两饭。有一次去拍证件照,甚至因为想家而拍出含着泪的照片。琳却不同,待人接物大方得体,让人完全相信,她是一个心智成熟、有良好教养的年轻人,而不是孩子。这一点在当时让我很是惊讶,在新西兰呆的久了,慢慢发现,这边的孩子内心再天真烂漫,表面上也是向着成熟稳重的方向努力的。别说十九岁,朋友家十岁的孩子,路上遇到我们,也像他们父母一样和我们礼貌问好,侃侃而谈,询问我们假期过的如何,并分享她的见闻。

时至今日,我已经记不清我和琳怎样跨过最初的陌生和障碍,成为几乎形影不离的朋友。似乎我们很有默契,从最开始就微笑着靠近对方。

那时,我们(我和Alex)常常和琳一起做饭吃饭,分享食物。琳对食物从不挑剔,我们做的任何饭菜,到了她那里都变成美味佳肴。她会一边称赞着一边大快朵颐,转眼就把食物吞下肚,让我们这两个出了国才开始对做饭上心的人非常有成就感。反观琳的食材,几乎可以说是简朴的过分,同样的土豆配香肠可以连续吃一周。作为大学生,琳每周从政府领到150元左右生活费,扣除吃饭住宿所剩无几。所以她总是很小心的计算,把开销压到最低。不过不要以为她因此而消瘦赢弱,她很注意营养结构和运动,每周三下午要打两个小时的壁球,身体矫健灵活,上肢更是发达到让我觉得有倒三角。

琳来自奥克兰,五岁的时候和父母从中国移民来。难怪她的英语这么流畅而几乎不会中文,只是她那奇怪的音调并不是常见的中国口音。有一天吃晚饭,我忘记在聊着什么,她突然侧过脸让我看她的耳后—助听器!她戴着助听器!

原来她天生失聪,直到5岁才第一次戴上助听器,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语言发展期,她把握不准音调。而她的小弟弟,同样的遗传问题,从出生起就得到专业的照顾,现在虽然也戴着助听器,说话却和常人无异。琳很平静的说着这些,好像在说着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事情,甚至得意的让我看她弟弟弹吉他唱歌的录像。

我的心,像被重重的击打了一下。晚上睡觉,闭上眼睛,就看到她照片里那个幼儿园里的小姑娘,有着圆圆的脸盘,坐在第一排,像所有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无邪的笑着。听到她说,第一次听到声音,觉得刺痛。我努力的想象从完全静寂的世界突然来到充满各种声音的地方,想那么稚嫩的小生命,经历了怎样的疼痛和再适应……直到自己泪流满面,从此在心里,为她留了一个柔软的角落。

关于孩子的冰箱贴

今天又拿到两个关于孩子的冰箱贴,想起来之前还拿到过一套很有指导意义的,一起贴上来,也许对别的父母也有些用。每每看到这些冰箱贴,我都觉得孩子不只是自己的,还是这个国家的。国家帮你分担,也时刻监督提醒你要对孩子好。
我自己的理解,不是逐字翻译:   
多表扬、肯定,少批评、否定。
 你专注的陪伴,胜过任何零食的奖励。
  
规矩越少越好,但一旦设立,就要坚持执行。

  
在孩子面前要保持冷静。家长也是人,也有情绪,有时候被孩子闹的要抓狂,怎么办?打骂都不行,冷暴力也不可取。所以:

要留意自己的情绪,注意要发怒之前的征兆;

和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,有可能的话,离开一会儿;

数数、唱歌、跳跃;

做做深呼吸;

冷静下来了?好,回到孩子身边,对他说:我现在冷静一些了,咱们再试一试?

Jungle boy

去年10月底,幼儿园里来了一个教毛利语的老师教小朋友们唱歌跳舞,没想到蜜儿记住了她。昨天这个老师又来了,蜜儿立刻拖着妈妈去找老师,喊:“球,球!”老师高兴的把特制的跳舞用的线球拿出来,还放了蜜儿最喜欢的“Jungle boy”教她跳舞。蜜儿学的兴致勃勃,每跳完一遍就大喊:“还要!”妈妈把蜜儿的话翻译给老师,老师开心的带着蜜儿跳了一次又一次;后来不用妈妈翻译,老师听蜜儿喊“还要”就会意的再跳一遍;再后来妈妈都不好意思了,让老师休息一下,别管蜜儿了。但老师很耐心又快乐的说:“我的小孙女也最喜欢这个,我也总是教她跳。”就这样,为了蜜儿一个小朋友,老师把这个舞跳了十几次,直到蜜儿失去兴趣,开始玩儿别的才停止。